随着社会文化教学与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文体不断出现。因此，深入研究社会文化教学与研究的发展脉络将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社会文化教学的全局，解决困扰外语界的社会文化教学中的学科综合文体，对教材编写、课程设置等问题也会有所启示。 一、我国的社会文化教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文化教学与研究以文学作品和文学史为其主要内容。外语院、系普遍开设文学选读和文学史等课程，教材中也大量选用文学作品。因此，前30的外语教学并非是纯语言的，而是以一种以文学为核心的语言文化教学模式。也就是说从外语教学的一开始，文化便是语言教学的一部分了。只是这一时期的文学（文化）教学研究是以文艺批评理论和史学理论为基础，运用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组组织教学和研究的，而忽视了精神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因此，这种文化教学研究具有极大的片面性，更不能触及文化的本质。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文化教学与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多视野性。社会文化领域不同理论的不断介绍和对文化的重新认识，促使人们走出文学这个宝塔尖，面向社会文化的不同层面，开展广泛的、多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事实上，社会文化领域所涉及的微观文化（又称大众文化）、宏观文化（又称上层文化）、价值观念（又称深层文化或文化核心）等文化层级在社会文化教学研究中都有了相应的触及。对国外社会文化理论的借鉴是这一时期的另一特征。我国外语院校所开设的课程如国情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语言与文化、跨文化交际等，以及关于语言文化教学研究的论文，都反映出国外一些重要理论对我国这一领域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跨文化交际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事实上，正是由于介绍和利用国外这些理论，我国社会文化教学与研究才呈现出目前这种从多种不同视野进行研究的状态。语言教学已经开始和其他学科交叉。 社会文化教学从无到有，使我国外语教学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正如我国外语界不少学者所说，这仅仅是第一步，是社会文化教学和研究的一个开端。文化理论对我国的社会文化教学研究有着直接的和最主要的影响，但国外一些社会文化的最新理论目前还未被介绍到国内为我所用，对国外社会文化学等有重大影响的学科的研究落后于该学科的发展。我国的社会文化研究局限于各自的独立领域，缺少社会文化教学研究的综合理论和综合手段。社会文化研究各学科的理论综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亟须把文化到一个解释模式中去，描绘出社会文化的全貌。在这方面美国学在社会文化领域各学科的综合方面的不断探索和这一学科自身发展的历史，对社会文化教学和研究不无启迪和借鉴作用。 二、美国社会文化研究的变化与发展 既然学术界都赞同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在语言学习中的基础地位就应得到承认。帮助人们认识社会文化的社会文化理论也就成为语言教学中社会文化教学的指导理论。 美国的社会文化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学科，如历史学、文学、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这些学科所共有的显著特点是学科界限明确，各自从某一特定视角，描绘社会文化的一个层面。这些学科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不过是近三四十年的事情，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另一类则是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兴旺发达于五六十年代，而在七八十年代逐步成熟的跨学科的综合性极强的新兴学科——美国学。这一学科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传统学科的界限打破，探索各学科的关系和连接点，运用综合理论手段把各学科对社会文化不同层面的描述组合成社会文化的全貌。简单地说，这和拼图游戏是一个道理。尽管一堆杂乱无章的拼图板各自都有正确的画面，但如果你不能找到这些拼图板在整个图画中的合适位置，找不出拼图板之间的联结点或交汇点，那么拼出的一定是一副被扭曲了的图画。社会文化研究也是如此。找出社会文化的连结点并由此组织教学，向上可了解上层文化，向下可认识大众文化，从而脉络清楚地描绘出一副正确、完整的社会文化画面。文化的多层面性决定了交化交汇点在文化研究及文化认知中的重要性。显然，社会文化的综合理论为我们社会文化教学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理论框架，是认识、把握目的语文化的全部而不是局部的有力手段。美国学的诞生和发展就是这种学术上综合趋势的产物。它的发展历程和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变化对我们不无启示，其理论可为社会文化教学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支点。 美国学的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点是突破了以往的研究方法和诞生了新的交叉学科。 传统历史学和文学交叉融合所产生的直接成果之一是“思想史综合法”。美国的学者基本上都来自历史和文学学科。对于传统历史学、文学学科，他们认为不应该在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把传统历史学、文学学科分割开来，而应对他们进行综合考察和研究。由于研究方法的交叉和研究内容的重叠，产生了一种新的方法：“思想史综合法”。 在文史两科的交融碰撞中，跨学科的“上层文化史”（High Cultural History）应运而生。“上层文化史”认为，有一种单一的“美国思想”存在于美国社会，其最明显的特点是它认为自己是一个“新世界的产物”，因此对未来怀有希望。单纯、实际、理想主义和富有个性是美国民族鲜明的性格特征；美国一些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如杜威、富兰克林、马克·吐温、爱默生能够最充分、全面地体现这种美国思想。他们的不朽文学作品应可作为研究美国思想的重要原材料。只有“上层文化”才能最深刻的揭示何为美国。个人主义、实用主义、超越主义等贯穿美国的全部历史。我们可把上述认识归纳为：精神或思想是美国文化的首要因素，同时充斥于美国文化的各种神话和符号深深受到它的影响。而这些神话和符号在诗人、小说家、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了完美的再现，触到和揭示了美国社会文化的本质。在这一时期，无论是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还是研究内容，美国学都是围绕着这些重要的作家、思想家的主要作品而开展研究的。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精彩纷呈的社会文化现象对“上层文化史”的理论观点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是人们无法解答的，这就使得美国学研究者对美国社会文化进行更进一步的批评和了解。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是美国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其特点是：第一，观点的多元化，承认不同文化层次之间存在一种重叠、交叉和依存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这导致了人们对所谓的“亚文化”和“下层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趣。第二，人们认识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互补性，因此更多地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如人类学的认知理论，社会学的社会文化构成理论等。 认知人类学派以宾夕法尼亚大学为中心，把过去对工业化前社会文化研究的理论跟现代社会文化的框架结合起来，研究过去和现在美国社会文化中的文化移植、语言社会组织、亲属关系等问题，是为了揭示社会文化的内在结构规律，以及美国人如何运用这些规律，从而赋予他们的周围环境以意义，并在这个环境中逐步形成合适的或可接受的社会文化行为。 社会学家彼得·伯杰和托马斯·拉克曼在其著作《现实的社会构建》中提出了社会文化构成理论，奠定了这一时期美国学的主要理论基础。跟认知人类学相同的是，他们都把对文化的理解和研究建立在对文化的认知基础之上，但彼得·伯杰等人不仅想探究文化规律，更关心社会文化的构成，寻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建构和维系他们的社会。他们认为“中介结构”（mediating structure）是了解美国社会的文化规律和构成，并解决现代社会生活变态和异化的关键。他们认为，“那些处于个人生活范畴和社会范畴大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社会结构”，如家庭、学校、教会、志愿组织、社区和亚文化等，是稳定私人生活范畴的重要因素，并为大的社会建构提供了赖以维持和存在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基础。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梅克林提出了文化的区域研究和比较研究。他认为，社区是探究美国文化所蕴含深层意义的交汇点，是伯杰谈到的六种社会文化中介组织和成分的所在地，是社会文化微观构成和宏观构成的联结点。对区域研究或对六种中介成分的研究将会深化对地区文化的个性与共性的理解和认识，认识美国社会秩序的本质和把美国社会中各种人民维系在一起的最基本的文化构成。六种社会文化中介成分的区域研究和比较研究应是认识美国社会文化本质、规律和构成的关键。 三、结束语 语言与文化教学中最难解决的两个问题恰恰在通过中西合璧得以解决，深入研究语言教学与文化发展将会使我们深化对社会文化教学研究的认识，理清从大纲修改、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乃至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等诸方面的头绪，把我国的外语教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上。 [1]胡文仲.文化教学与文化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01）. [2]林汝昌.外语教学的三个层次与文化导入的三个层次[J].外语界，1996（06）. [3]张光松.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与大学英语教学[J].外语界，1991（02）. [4]朱永涛.美国价值观——一个中国学者的探讨[M].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2002. 随着社会文化教学与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文体不断出现。因此，深入研究社会文化教学与研究的发展脉络将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社会文化教学的全局，解决困扰外语界的社会文化教学中的学科综合文体，对教材编写、课程设置等问题也会有所启示。一、我国的社会文化教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文化教学与研究以文学作品和文学史为其主要内容。外语院、系普遍开设文学选读和文学史等课程，教材中也大量选用文学作品。因此，前30的外语教学并非是纯语言的，而是以一种以文学为核心的语言文化教学模式。也就是说从外语教学的一开始，文化便是语言教学的一部分了。只是这一时期的文学（文化）教学研究是以文艺批评理论和史学理论为基础，运用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组组织教学和研究的，而忽视了精神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因此，这种文化教学研究具有极大的片面性，更不能触及文化的本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文化教学与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多视野性。社会文化领域不同理论的不断介绍和对文化的重新认识，促使人们走出文学这个宝塔尖，面向社会文化的不同层面，开展广泛的、多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事实上，社会文化领域所涉及的微观文化（又称大众文化）、宏观文化（又称上层文化）、价值观念（又称深层文化或文化核心）等文化层级在社会文化教学研究中都有了相应的触及。对国外社会文化理论的借鉴是这一时期的另一特征。我国外语院校所开设的课程如国情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语言与文化、跨文化交际等，以及关于语言文化教学研究的论文，都反映出国外一些重要理论对我国这一领域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跨文化交际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事实上，正是由于介绍和利用国外这些理论，我国社会文化教学与研究才呈现出目前这种从多种不同视野进行研究的状态。语言教学已经开始和其他学科交叉。社会文化教学从无到有，使我国外语教学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正如我国外语界不少学者所说，这仅仅是第一步，是社会文化教学和研究的一个开端。文化理论对我国的社会文化教学研究有着直接的和最主要的影响，但国外一些社会文化的最新理论目前还未被介绍到国内为我所用，对国外社会文化学等有重大影响的学科的研究落后于该学科的发展。我国的社会文化研究局限于各自的独立领域，缺少社会文化教学研究的综合理论和综合手段。社会文化研究各学科的理论综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亟须把文化到一个解释模式中去，描绘出社会文化的全貌。在这方面美国学在社会文化领域各学科的综合方面的不断探索和这一学科自身发展的历史，对社会文化教学和研究不无启迪和借鉴作用。二、美国社会文化研究的变化与发展既然学术界都赞同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在语言学习中的基础地位就应得到承认。帮助人们认识社会文化的社会文化理论也就成为语言教学中社会文化教学的指导理论。美国的社会文化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学科，如历史学、文学、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这些学科所共有的显著特点是学科界限明确，各自从某一特定视角，描绘社会文化的一个层面。这些学科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不过是近三四十年的事情，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另一类则是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兴旺发达于五六十年代，而在七八十年代逐步成熟的跨学科的综合性极强的新兴学科——美国学。这一学科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传统学科的界限打破，探索各学科的关系和连接点，运用综合理论手段把各学科对社会文化不同层面的描述组合成社会文化的全貌。简单地说，这和拼图游戏是一个道理。尽管一堆杂乱无章的拼图板各自都有正确的画面，但如果你不能找到这些拼图板在整个图画中的合适位置，找不出拼图板之间的联结点或交汇点，那么拼出的一定是一副被扭曲了的图画。社会文化研究也是如此。找出社会文化的连结点并由此组织教学，向上可了解上层文化，向下可认识大众文化，从而脉络清楚地描绘出一副正确、完整的社会文化画面。文化的多层面性决定了交化交汇点在文化研究及文化认知中的重要性。显然，社会文化的综合理论为我们社会文化教学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理论框架，是认识、把握目的语文化的全部而不是局部的有力手段。美国学的诞生和发展就是这种学术上综合趋势的产物。它的发展历程和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变化对我们不无启示，其理论可为社会文化教学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支点。美国学的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点是突破了以往的研究方法和诞生了新的交叉学科。传统历史学和文学交叉融合所产生的直接成果之一是“思想史综合法”。美国的学者基本上都来自历史和文学学科。对于传统历史学、文学学科，他们认为不应该在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把传统历史学、文学学科分割开来，而应对他们进行综合考察和研究。由于研究方法的交叉和研究内容的重叠，产生了一种新的方法：“思想史综合法”。在文史两科的交融碰撞中，跨学科的“上层文化史”（High Cultural History）应运而生。“上层文化史”认为，有一种单一的“美国思想”存在于美国社会，其最明显的特点是它认为自己是一个“新世界的产物”，因此对未来怀有希望。单纯、实际、理想主义和富有个性是美国民族鲜明的性格特征；美国一些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如杜威、富兰克林、马克·吐温、爱默生能够最充分、全面地体现这种美国思想。他们的不朽文学作品应可作为研究美国思想的重要原材料。只有“上层文化”才能最深刻的揭示何为美国。个人主义、实用主义、超越主义等贯穿美国的全部历史。我们可把上述认识归纳为：精神或思想是美国文化的首要因素，同时充斥于美国文化的各种神话和符号深深受到它的影响。而这些神话和符号在诗人、小说家、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了完美的再现，触到和揭示了美国社会文化的本质。在这一时期，无论是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还是研究内容，美国学都是围绕着这些重要的作家、思想家的主要作品而开展研究的。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精彩纷呈的社会文化现象对“上层文化史”的理论观点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是人们无法解答的，这就使得美国学研究者对美国社会文化进行更进一步的批评和了解。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是美国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其特点是：第一，观点的多元化，承认不同文化层次之间存在一种重叠、交叉和依存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这导致了人们对所谓的“亚文化”和“下层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趣。第二，人们认识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互补性，因此更多地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如人类学的认知理论，社会学的社会文化构成理论等。认知人类学派以宾夕法尼亚大学为中心，把过去对工业化前社会文化研究的理论跟现代社会文化的框架结合起来，研究过去和现在美国社会文化中的文化移植、语言社会组织、亲属关系等问题，是为了揭示社会文化的内在结构规律，以及美国人如何运用这些规律，从而赋予他们的周围环境以意义，并在这个环境中逐步形成合适的或可接受的社会文化行为。社会学家彼得·伯杰和托马斯·拉克曼在其著作《现实的社会构建》中提出了社会文化构成理论，奠定了这一时期美国学的主要理论基础。跟认知人类学相同的是，他们都把对文化的理解和研究建立在对文化的认知基础之上，但彼得·伯杰等人不仅想探究文化规律，更关心社会文化的构成，寻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建构和维系他们的社会。他们认为“中介结构”（mediating structure）是了解美国社会的文化规律和构成，并解决现代社会生活变态和异化的关键。他们认为，“那些处于个人生活范畴和社会范畴大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社会结构”，如家庭、学校、教会、志愿组织、社区和亚文化等，是稳定私人生活范畴的重要因素，并为大的社会建构提供了赖以维持和存在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基础。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梅克林提出了文化的区域研究和比较研究。他认为，社区是探究美国文化所蕴含深层意义的交汇点，是伯杰谈到的六种社会文化中介组织和成分的所在地，是社会文化微观构成和宏观构成的联结点。对区域研究或对六种中介成分的研究将会深化对地区文化的个性与共性的理解和认识，认识美国社会秩序的本质和把美国社会中各种人民维系在一起的最基本的文化构成。六种社会文化中介成分的区域研究和比较研究应是认识美国社会文化本质、规律和构成的关键。三、结束语语言与文化教学中最难解决的两个问题恰恰在通过中西合璧得以解决，深入研究语言教学与文化发展将会使我们深化对社会文化教学研究的认识，理清从大纲修改、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乃至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等诸方面的头绪，把我国的外语教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上。参考文献[1]胡文仲.文化教学与文化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01）.[2]林汝昌.外语教学的三个层次与文化导入的三个层次[J].外语界，1996（06）.[3]张光松.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与大学英语教学[J].外语界，1991（02）.[4]朱永涛.美国价值观——一个中国学者的探讨[M].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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